他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他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李想。

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

他在美国炒房成为富翁。

他老奸巨猾又童真可爱。

他潜伏30年，为打击拐卖儿童挺身而出。

就是这个白头发老头儿。

他叫薛蛮子。

文/《创业家》记者 刘建强

来参加生日晚宴的人比薛蛮子预期的要多，包括宴会临近结束时赶来的周鸿祎、陈志武、熊晓鸽，差不多有80多位。

刚刚结束与腾讯之战的周鸿祎，奇虎360的董事长，带着他桀骜不驯的表情最后出场。“薛蛮子是中国天使投资第一人。”他当众说。这是他带给薛的生日礼物。

在座者很多大名鼎鼎，吴鹰，李开复，徐小平，陈一舟，谢文，郑渊洁，等等。即使是那些自称为“薛系”的被薛蛮子投资的年轻人，李想(汽车之家创始人)，方三文(雪球财经创始人)，杜子建(华艺百创传媒公司总裁)，名声也远比这个白发满头正在度过58岁生日的老头儿响亮。当然，还有那位被称作“站长之王”的蔡文胜，“薛系”最早的成员。他当晚没有出席，原因我在文章最后会写到。

薛一定不会因为我叫他“老头儿”生气。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他仅有的为创业者布道的一段视频，那不是真实的薛蛮子。至少，不完全真实。如果你会再次观看，如果能在他的讲话中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王八蛋之类)以及英文单词，效果会好得多。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本篇文章。突然爆发又戛然而止的大笑也必不可少。类似的笑声，我只在相声演员或戏剧中的奸雄那里听到过。有人把他比作任我行。

的确，整个生日宴会很像金庸小说经常写到的群雄聚会，一群怪杰，对一个更大的但是一直默默无闻的怪杰表达敬意。他竟然点名索取这种敬意。“吴鹰，该你了。”薛拿着话筒大声说。

吴鹰公布了薛蛮子的一部分资产：2000年，UT斯达康在纳斯达克上市，薛蛮子赚了至少1.2亿美元。他当初的投资金额是25万美元。“看着飞涨的股票，蛮子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吴鹰继续揭秘。“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干坏事儿了。”

这符合薛的说话风格，坦荡，无所顾忌。那也是薛蛮子迄今为数不多的膨胀时刻之一。“我从来没想到个人能有这么大的财富。”他对我们说。

但并非穷人乍富。在UT斯达康之前，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薛也是有钱人。只是这一次回报巨大。于是，薛结束了在美国进行了近20年的房产买卖生意，开始了职业投资生涯。

是的，美国。按照薛的说法，米国。这个外貌仍然堪称英俊的老头儿早已经是美国人。我们从头儿讲起吧。

截至2月18日生日宴会，郑渊洁认识薛蛮子不超过一周。通过微博，薛蛮子第一次知道“童话大王”。“你丫是一农民，”郑回忆见面时薛说的第一句话，“哪有这岁数还在这儿写的？我要投资你，对你点石成金。”薛滔滔不绝讲了“4个小时”，“你要谦虚啊，”最后，他告诫那个原本口才极佳的听众。

郑渊洁向自己的父亲讲述了这次奇遇(郑在微博上称薛为“奇人”)：此人小时候玩儿的泥巴是刘开渠所捏，作文曾经沈从文批改，其父曾为中共高级官员。“薛子正，”郑的父亲说，“他爸爸是薛子正。”

郑父的正确推断让郑对薛的自述深信不疑。郑父在华北军政大学就读时，薛子正担任该校办公室主任。1952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薛子正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任委员会秘书长，刘开渠为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

薛子正后来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这个四川人22岁留学苏联学习军事，29岁(1934年)成为中共江西军区参谋长。“小学同班同学里，我爸的官儿是最小的。”薛蛮子说。看看他的小学同学吧：刘婷婷，刘少奇的女儿；朱和平，朱德的孙子；李先念的儿子，胡耀邦的女儿。

1966年8月18日凌晨3点，13岁的初一学生薛蛮子赶到天安门广场，与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一起等待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见。“文化大革命”开始。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薛蛮子的贵族生活结束了。两年后，这个15岁的少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与上千万“知识青年”一样接受“上山下乡”的奇特命运。

在那个偏僻的地方，薛蛮子呆了两年，欠了公社100多块钱，摔断一回胳膊。他很愿意用自己的朋友、收藏家马未都的故事来描述当年的处境。马插队时是一名厨师，在做了很长时间内心挣扎后决定，舀一大勺芝麻酱放入嘴里。他差点儿因此窒息。当他自以为清理得毫无破绽回到住处时，刚开口说话，满屋子的人齐声大叫：你狗日的偷吃芝麻酱！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很幸运，母亲的工资可以养活他。插队尽管只有两年，贫穷和饥饿给这个少年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我从来不发火，不慌张。”薛说。“投资赔很多很多钱，几百万，最多难受一天就过去了。我经历过我爹关监狱六七年，经历过15岁下乡把胳膊摔断了，我的人生都是白捞的。我的很多一块儿插队的同学现在都退休了，有的在赤贫线上。我很满意了，极为幸运，中国外国到处都跑过，有儿有女，有漂亮媳妇儿，达到了财务相对独立，不用为钱屈辱自己，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当然还有另外一面。薛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老头儿吝啬，他们使用的词是“抠门儿”。薛投资的Golf Media(高福美地)董事长贾裴军曾与薛一起去做脚部按摩，贾发现这位“美元级的亿万富翁”穿的衬裤“全是窟窿”。他进一步指出薛蛮子的衣服大都购自动物园批发市场。贾对这种“抠门儿”表示出由衷的敬佩。还有朋友对薛跨洋旅行从不购买飞机头等舱发出善意的嘲讽。

薛的语言里保留着一两个内蒙古当地的方言词汇(如称“不稀罕”为“不带要”)，看起来他并不自觉。他留给村里人的记忆可能是那个小孩儿上厕所一定会看书。“蛮子拉屎的时候都看书。”薛学着当地人的口音说。

接下来的生活大致可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无聊，晃荡。一个朋友说自己一个月能背700个英文单词。“700个算什么？老子能背1200个。”17岁的薛蛮子发出挑战。他赢得了赌注，被邀请在莫斯科餐厅饱餐。请客的是另一位，水华(电影《林家铺子》的导演)的儿子张小华。薛大快朵颐，连吃了三份奶油烤肉杂拌儿，致使长期对此类食物缺乏认知的肠胃大闹三天。餐费15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薛的聪明此时显现出来。他没有让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一鼓作气，他用6个月时间背下来1万多个单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跟着萧乾(《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学习英语。按照薛的话说，“这时候来往的人就牛了”。通过萧乾，薛认识了沈从文。薛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当然，这一名单的意义更多在于氛围展示，薛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薛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1978年，薛与人合作翻译的《白宫卫士》(一部讲述水门事件的美国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薛拿到了468元稿酬。

显然，这是薛蛮子一生中集中利用门庭优势的一段时间。1976年，毛泽东去世，薛的父亲出狱。薛子正给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信为儿子找工作。王冶秋把薛蛮子推荐到了文物出版社，该社社长是王的妻子高履芳。文物出版社出版一本杂志《文物》，每期有一页英文目录，薛蛮子被安排负责此项工作，月薪30元。

当时文物出版社在故宫办公，为出版出土文献，借调来全国的著名学者，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小组。奇特的场景出现了。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故宫里游走，让唐兰、张政烺、马雍、李学勤等中国顶尖的历史文献、文字学家瞪大了眼睛。薛给他们讲《教父》，黑手党的传奇故事，他们闻所未闻。

多年后，薛将在这里为孙正义和杨致远讲解故宫。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薛蛮子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我得考研究生，”薛对我们说，“因为研究生不考数理化。我的竞争对手，最可怕的是那些老大学生，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志在必夺。我得找到我的竞争优势。”薛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生。薛认为，他的竞争者中，懂外国的不一定懂中国，懂中国的不一定懂外国，自己则兼而懂之。“我过早地理解了定位和跨界的重要性，”薛说，“一定要出奇制胜。”

他如愿以偿。

考虑到薛蛮子的年龄，请再给他一点儿耐心。我争取在这一节里让他前往美国。

薛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薛父的月薪299元，给了薛蛮子100元。“今天开会邓(颖超)大姐来找我了，”薛子正对儿子说，“她说祝贺你啊薛大哥，你儿子考了状元了。”这是愉快的回忆。“周围那么多高官儿，我爹长了大脸了。周恩来才挣399块，哥们儿拿了四分之一国家总理的俸禄。”

这次考试，薛的政治成绩最差，尽管他曾经找过邢贲思(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请教。“我死活记不住。”薛说。

这可能是一个隐喻：薛坚持了自己的内心，就像他曾受到多位大家熏陶、能说流利的英文而又不改满口北京俚语，宁愿自己看起来像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就像他出身显赫并受益于此但最终与它分道扬镳。或者，它们能够说明薛的某种叛逆，与“文化大革命”的歇斯底里性质相似的某种反动，但无疑，他知道界限在哪里。

薛先后师从孙毓棠、马雍，均为秦汉中西交通史专家。专业相关史料多在国外，薛决定出国。从薛后来很快弃学从商推测，其动机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如何，薛认识了简慕善，一个对他来说异常重要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北京话说得与薛蛮子不相上下。他惊异于薛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他为薛向伯克利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被推荐者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薛一般不会过分张大其辞或者无中生有，他的经历奇特是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平民，尽管他可能对此否认。“我愿意实话实说，因为撒谎记不住，成本太高。”

好吧，薛蛮子来到了美国。1980年5月21日，薛记得清清楚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奖学金。1980-1981年度，中国留美学生总数为2770人。

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薛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告知9月份才能够领取。“哥们儿这不要饿死了吗？”按照校方的指点，这个用不了多久就要发财的北京小伙子在伯克利校刊上寻找打工的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

薛蛮子“心中狂喜”：“国民党不懂汉语拼音，咱们完全是跨界的高手啊。”

应聘。敲门。门开了，“吧唧，出来一高个儿一矮子。”

高个儿是台湾人，叫陆弘亮。矮子是日本人，叫孙正义。

1980年，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是否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还在争论中。薛蛮子的幸运或许让人悲愤莫名。薛直到现在仍然鼓励年轻的中国人学英语，出国，包括刚认识的郑渊洁的儿子。当然，他建议他们学习英语的方式自成一派：看毛片儿或者侦探小说。“做事儿一定要有兴趣，”他说，“好这口儿，好到倒贴的时候，这事儿就有戏。”

薛蛮子对孙正义提供的每小时7美元工资有兴趣。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薛得知，跟自己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名叫赖声川。

薛最终挣到了7000美元。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孙正义回到日本，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有机会赚钱，而且数额如此巨大，薛蛮子对自己的专业失去了兴趣。他看着那些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教授，自忖不能再与他们为伍。他改修了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离毕业还有一年，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000美元。薛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

聘用薛的是德国蒂森(Thyssen)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对方惊讶于薛就职的速度。“我心说，早来早拿一个月钱呢，一天100美子(北京俗语，即美元)啊。”

薛的工作是对华贸易。他的商业才华几乎立刻得到了展现和承认。公司将向中国出口50万吨尿素，但按中方要求尿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散装。在美国进行包装，成本每吨将增加20美元。薛知道中国人工低廉，如果到港后就地包装，利润会大增。公司听从薛的建议，在广东湛江投资50万美元建了一个包装厂，收益巨大。第二年，薛开始涉足对华石油贸易。“买得便宜卖得高，”薛总结自己的经验说。“Buy low and sell high”，这几乎是所有生意的诀窍。20多年后，薛依然遵循着这一原则，只是货物变成了公司。

作为奖励，公司为薛提供了7000美元20年无息贷款，供他买房。薛买了一所小房子。他马上发现这里面有利可图。他用自己的钱在公园大道西街又买了两套，然后卖出，1年赚了12万美元。“薛先生，”公司财务总监风闻薛的辉煌战绩后对他说，“我们合伙儿干吧。”财务总监有50万美元的银行信用额度，薛蛮子有敏锐的商业嗅觉。1年后，两人分别挣得100万美元。财务总监立即辞职回到德国。薛蛮子随后也扔掉了工作。“那边儿4万，那边儿100万，谁还干这事儿啊？”

独来独往的地产投资生活开始了。在美国，薛蛮子基本上不跟中国人来往。“中国人嫉妒，别人混得好，他就不舒服，而且会抢走你的生意。”

薛蛮子把鹰一样的目光转向西部。西雅图，波音、微软、任天堂所在地。同在西部，西雅图的房价只有旧金山的四分之一，薛认为升值潜力颇大。薛在西雅图的投资收益证实了他的判断，第一年升值30%，第二年40%。80年代末，当纽约房价大跌薛蛮子回来大肆收购时，有媒体写道：“好消息是Charles Xue出价了，坏消息是他的出价比较低。”

薛在纽约曾与歌星惠特尼·休斯顿比邻而居。他还买下了普尔(创立标准普尔的那位)的故居，占地三四十亩的山顶庄园。“一座宫殿，”薛说，“火鸡、松鼠、鹿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山下的三个湖。”薛把宫殿“送给了前妻胡安”。是的，就是夏雨主演的电影《西洋镜》的导演。

1991年初，薛蛮子接到一个电话：“你想不想做一个中国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事实上，这根本不是电话，是引导薛蛮子赶往领取吴鹰所说1.2亿美元的号角。

“怎么可能？”薛说，“我想都没想过。”

“有可能。”对方说。“给我买张机票，我们谈谈。”

这个人叫王祖光，留学生，在中国与浙江电信器材一厂创办了一家名为宇通的公司，经营欠佳，希望名声响亮的薛蛮子能够买下它。

薛可能隐约觉察到了什么。他同意为王购买机票来西雅图一晤。薛对王之所说一无所知，但是他懂钱，知道机会就是钱。十几年后，他仍能从那些80后互联网创业者身上赚到钱，根源在此。当然，他还懂得利用资源，比如现在，他把电话打给了一个叫陆弘亮的人。

孙正义把伯克利的公司卖给了自己的合伙人陆弘亮。陆最终把它卖给了京瓷，手里资金充裕，关键的是，他懂行。

回国考察后，中国潜力巨大的电话用户市场(当时大陆固定电话拥有率只有1%)让陆弘亮和薛蛮子决定一起买下王祖光的公司。它就是Unitech，UT。

几乎同时，那家名叫Starcom(斯达康)的公司也由吴鹰创建出来。

4年后，他们坐到了一起。吴鹰来到曼哈顿的薛宅。“他是当时我们几个人里最有钱的。”吴鹰说。

两个公司以双方各占50%股份合并为UT斯达康。13天后，一干人到日本会见已经声名远播的孙正义，由吴鹰向孙做了30分钟的演讲，孙决定投资3000万美元购买30%股权。这就是“3个30”的故事。5年后，孙正义的这笔投资与薛蛮子一样，增值到100倍。后来，孙又追加投资至1.6亿美元。

薛蛮子不参与公司管理。他对此缺乏兴趣。他只喜欢看准机会一击奏功。这是美国的地产生意在他身上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自己投资首先“为满足虚荣”是可信的。“能让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IPO，能让他把公司卖给谷歌，证明自己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当然，赚钱非常重要。薛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人的一条标准。“孙正义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有10亿美金的人。”“蔡文胜是世界上拥有2000万美元速度最快的人。”“李想是我回到中国见过的品质最好的人，一下子有了几个亿作风毫无变化。”

2001年，薛蛮子抛售了UT斯达康的股票，结束了美国的地产生意，专注于国内的投资机会。此前，他曾投资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他也据此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这同时也是他的遗憾，没有及时上市(当时纳斯达克刚开始滑向深渊)以致未能熬过“互联网的冬天”。2004年后，薛的投资频率明显加快，蔡文胜和李想是其中两个突出案例。2008年，薛蛮子带着夫人和年幼的一儿一女回北京定居，虽然有种种考虑，中国的投资机会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

生日晚宴上，我正与他聊到“欠公社100多块钱”，有人过来找他，客气地表示“等你们谈完”。薛站起来就走：“先谈赚钱的，这事儿不赚钱。”

“蛮子非常聪明，”吴鹰说，“眼光很准。”1997年，UT斯达康董事会讨论在中国数千万美元的一个投资。“薛蛮子是唯一投弃权票的，”吴鹰说，“我们6个人都同意，包括陆弘亮，孙正义，北尾吉孝(现SBI CEO)，结果证明我们的决定是错的。”另外一个故事是，1995年，薛曾带着吴鹰拜访一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这也是吴第一次接触投行)。后者请他们预测2000年UT斯达康的营业收入。几个人中，吴的结论是将达到目前的200倍，20亿美元。“薛蛮子说的是5亿美元，是最接近的一个。”

即使如此精明，薛错失良机的时候也并不少见。“马云是我最大的失误。”薛说。当年孙正义准备投资马云，薛不屑一顾：“这厮长成这样儿，有什么前途？”

“错误，”薛大叫，“我错啦，惭愧啊。哈哈哈。”

2000年左右，王功权(鼎晖投资合伙人)曾经带薛蛮子去看过周鸿祎，当时周的“3721”中文网址输入创建不久。薛的态度是：“什么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2003年，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了3721。“我瞎了狗眼。”薛复大叫。

2004年，薛蛮子与IDG共同投资了蔡文胜的265上网导航网站(2007年被谷歌收购)。身在厦门的薛已经知道蔡文胜的模仿对象hao123的创始人李兴平就在广东梅县，派人去谈了两次投资，李没有同意。“要是有飞机我就亲自去了，那地方太偏了。”就在薛对自己说“不急”的时候，百度以薛认为极为便宜的价格收购了hao123。薛为自己的“懒”后悔不迭。

薛投资失败的案例也所在多有。1年前，周鸿祎邀薛蛮子一起投资一个羊奶生产商。“我以为他懂，他以为我懂，糊里糊涂就投了。我们完全不懂羊奶这个事儿，大多数人是不喝羊奶的。”

薛蛮子会“糊里糊涂”吗？“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他说。

薛自称，过去18个月里，卖掉了总价值15亿美元的公司(他的神气与讲述他又卖掉多少个房子无异)。同时，他还有20个左右在投项目，包括那些参加生日宴会的“薛系”成员。他的投资额估计在2亿元左右。他投的一家电子外贸网站(帝科思Deal extreme)上市未久。他投的一家船厂即将上市。

薛的人脉广泛从其生日宴会可见一斑。这是一个投资人必备的资源。薛的阅历让这一切看起来水到渠成。

说服薛投资似乎也很容易，只要你能让他听懂。千万别试图欺骗这个自称“老奸巨猾”的老头儿。他通过IDG知道了蔡文胜。蔡对他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特点是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他们在键盘上敲不出来Yahoo和Google。薛听懂了，为什么这个看似白痴的网站流量巨大，他投资了。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找到薛蛮子，对他说，上汽车网站的多数是外行，自己就是外行，所以知道他们的需求。薛听懂了，投资了。“我们的报表很实在，但薛蛮子来公司时我们没想到会拿到投资，”李想说，“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天使，也不知道他曾经投资UT斯达康，还是8848的创始人。”

薛最不能容忍的是糊涂人。“宁可跟聪明人吵架，不跟糊涂人说话。我最怕搭理理不清的人，糊涂蛋，你给送他东西他还以为你害他。”他可以容忍不诚实，“不诚实是普遍的”。薛自己呢？“我一定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的骗子比我不知高多少。”

薛的投资原则简单，“人靠谱儿事儿靠谱儿”。这需要精准的眼力。

薛的投资谱系杂乱无章，如果一定要找到“规律”，那么“能赚钱”最为近似。“没有固定领域，极度实用，”薛说，“挖到手里都是菜。”

薛蛮子没有办公室，没有雇员，没有秘书，投资项目记在一个16开的大笔记本上：方三文，羊奶，杜子建，黑黛……

让薛全部记住所投的项目有困难。当他拿着老花镜打开那个笔记本为我们寻找某个名字的时候，我没有丝毫恶意地想到了葛朗台。

事实也非如此。“薛系”很多人谈到了薛决定投资的速度以及不讨价还价。“5分钟，”杜子建说，“只用了5分钟，他就决定投我。”杜的说法可能夸张。李想的回忆是：“我们找过他后，他到公司来了一次，跟一个在IDG做财务的，看了报表。回去就打电话说，我准备投100万美元，你看能占多少(股份)？”李算了算，告诉薛“百分之十几”，薛接受了。“没有讨价还价，”高福美地总裁贾裴军说，“投资我们1200万元，占股不多。他说我一定不能做大股东，否则你们就不好好玩儿了。”

薛也并非像他看上去那样闲适。他要帮助被投者寻找人才，给他们提供新的信息和思路。“天使”并非慈善家，投出去的钱要加倍挣回来，焉能不朝夕惕厉？对于薛提供的帮助，“薛系”成员赞不绝口。

“我跟他说我想见什么人，他就能给我找来。”贾裴军说。“他说，蔡文胜过来，你给贾裴军说说。”

李想认为，薛蛮子对他最大的帮助，除了投资，就是为他引进了两个人才，来自普华永道的CFO，来自麦肯锡的CEO。他们目前仍然在任。李想把薛蛮子带来的改变称为“让我们从井底爬了上来”。“薛总是一个思维跳跃的人，”李说，“看到新的机会就过来讲一通。我的做法是：认真听他讲，决不和他争，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有的人会跟他争，一定要争出个所以然。没必要。他不会驾驭我们的经营，他一般连财务报表都不看。他提供资源，你觉得有用，取出来用就可以了。”

2008年，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并购了李想的泡泡网和汽车之家，李瞬间拥有了数亿元现金。他也开始尝试做天使投资。薛蛮子告诫他说，拿到钱的一年半内可以买房买车但不要做投资，因为薛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退出UT斯达康后有些忘乎所以，很多投资有去无回。“那一年半里我一直谨记。”李说。

“每一件事，”薛对我们说，“你要有办法举一反三，想想怎么能避免吃一堑只长一智。”

当晚，吴鹰带给薛蛮子的生日礼物是10万元人民币。是的，又提到了生日晚宴，这篇文章快结束了。

吴的钱是捐给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发起的“救救孩子”基金会的。“我本来有点儿不信任他，”吴说，“他说以基金会的形式，我坚决支持。”2011年除夕，在马尔代夫休假的薛蛮子发布了一条微博，提议全民动员关注被拐卖的儿童。这是对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倡议的回应：

“我自登博以来每日都见父母亲友为被拐卖儿童写的求救信，近日更甚，经常每日数起。众博友反应强烈，转发如云，但成效甚微，求救之声，随时日延替而石沉大海。受害的父母，唯有终日以泪洗面，徒呼奈何。此类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日发生，在十三亿人民的眼皮底下愈演愈烈。实是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薛自谓“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何以骤然义愤填膺操刀以向？“我不认为我有使命感，”薛说，“但我认为这件事儿我非做不可。一年上10万的孩子丢了，连续丢这么多年，政府不作为到了丑恶的地步。一家子，什么都没有，买一辆130货车，拉的全是醋，一瓶醋赚一块钱，卖醋救子，全国各地去找孩子。天底下有这种事情，不能想象。像我这种铁石心肠的王八蛋听了都泪汪汪。这种傻逼的事情，不能允许。且不说新闻、结社自由，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权。”

薛的愤怒使其微博的被关注度空前提高。薛半年前受译言网创始人陈昊芝指点开通新浪微博，除夕之前，“粉丝”数量10万左右，之后急剧攀升，目前已经超过40万。薛的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儿。”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熟悉起来。

薛蛮子打破了自己不见媒体保持低调的原则。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没人听说过薛蛮子。“西方媒体我可以见，”薛说，“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不过，就像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作为商人，薛与艾未未不同，“知道界限在哪里”。“解救儿童，中国人没有不支持这事儿，没有人敢不支持这事儿。没有一种生物，对自己的后代漠不关心。我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我不会为空泛的理想死磕，如果被折磨得不行了就不玩儿了。”

同时，薛对公益也有商人的办法，他几乎马上想到了基金会。2月19日，生日晚宴的第二天，壹基金儿童救助项目(即薛所言“救救孩子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首期资金由壹基金出资20万元，李承鹏、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出资52万元。项目创始理事包括沈南鹏、熊晓鸽、张亚勤、郑渊洁等40余人。薛是基金会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

对了，我们还要说说为什么蔡文胜会缺席薛的生日晚宴。春节期间，蔡在微博上发起“送祝福，赢宝马”活动，奖品“宝马MINI汽车”被一位名为“请叫我阿町”的微博网友赢得。2月18日下午，“请叫我阿町”委托蔡文胜在微博上拍卖这辆汽车，所得金额的一半将捐献给薛蛮子的“救救孩子基金会”。那天晚上9点，蔡主持的拍卖有了结果：收藏家蔡铭超以26.6万元拍得汽车。

薛蛮子为此在微博中写道：“阿町，您是我们基金会全国第一位捐献者，我替所有找寻孩子的爸爸妈妈谢谢您。今天是我生日，您的善举是我从小到大收到的最美最好最大的生日礼物！愿天下家庭圆满和谐永不骨肉分离，永远不。”

薛准备用手机报实时播报被拐儿童信息，准备说服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蒙牛、伊利在产品包装上印制被拐儿童照片，准备出资请学者写出“中国乞丐调查报告”。

让薛自己为这篇文章结尾吧：

“我自己知道，自己中人之资，有点儿小聪明，也有很好的机遇。很早离开父母在农村混，逮着机会有个缝儿就让我钻出来，能考大学我就考，能出国我就出国。出了国又不做学问做生意，贸易不做做地产。看到机会，能很快抓到机会。我现在不愁吃喝，一直想做一件又有意思又有益于人的事，碰到了这个机会。”

“我一个退休老头，从不露面，无容貌，无歌迷，无绯闻，不娱乐，从春节前的十万粉丝到今天的四十万，为什么？因为孩子！我慢慢地悟到我无意中触动了十三亿中国人民最敏感最纤细最脆弱的神经。我们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从来不缺少宗教情怀。孝，父父子子。代代相传。孩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三十多年就把中国变成世界老二。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怎能看不透这个道理。建设和谐自救救孩子始。用不了一个奥运的钱就温暖了十三亿人心，给全社会以安全稳定感，给每个公民尊严和幸福。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投资吗？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踏实了！我也该洗洗睡了。晚安！”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1日 15:25  《创业家》杂志

字典告诉我们天使是：“上帝的使者、一个保佑帮助人的神、一个行为高贵的人。”所以我认为：天使的本质，不是出钱的人，而是一个乐于助人、不需掌控、一定要有增值的人。这三点这么一说，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就变得很少了

结识“硅谷教父”

今年春节期间，我在硅谷见到了几位天使，其中最著名的是Ron Conway。他被称为“硅谷教父”，实际上他亲和力非常强，他完全是靠人脉来做天使投资，硅谷所有的人他几乎都认识。

我在微博里写了见硅谷最牛天使Ron Conway的感想：1)硅谷教父Ron是几乎每个成功公司的天使，失败率只有33%；2)他最大的价值是他30年的人际网和个人名声；3)他的投资模式是：拟定战略方向，拉拢专家共投，依靠别人做分析；4)一天见五个团队，快速决策，每笔投少额；5)小而精的三人团队，时间分配给成长最好的公司。

Ron跟我说，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广结善缘，三十年形成的人际网。每家他投的公司，每个他认识的人都非常认可他，他做人做事的准则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教练、帮助者，他会选一些重要的技术、产品的趋势，然后去投很多比较靠谱的人。他就每个投一点，投了200多家，著名的包括Google、PayPal、Twitter、Facebook等，失败率只有33%。

这次和Ron Conway见面特别有意思，谈了以后，他就说，哇，创新工场这个模式特别好，我可不可以投？我说，好啊，我欢迎你投。他说，我投5万美金可以吗？我都不能相信这个有几亿身家的人只投5万美金。我说：你投1块钱我都欢迎。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钱，但是钱代表我对你的信任，我可以帮你再介绍硅谷最有名的隐身幕后的天使，这些人的人脉你用得上的，而他们也需要了解中国。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收到一份名单，里面全是美国的who’s who，最大的媒体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CEO，某某界最有钱的人，过去我在硅谷工作那么多年，也没认识这么多人。其实创新工场现在并不是特别缺钱，但是Ron的意思是说，这十几个人每个人投几万美金也好，几十万也好，以后跟你就是一家人了。我切实感到一个天使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引发这样一个呈指数成长的人际关系。

硅谷天使投资的历史

在硅谷的初期，其实VC扮演的角色就很近似今天的天使。因为当时的公司都特别需要帮助，VC就会在各方面提供特别完善的帮助，有时甚至还会直接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硅谷最著名的Kleiner Perkins在初期就给创业者提供了最细腻的扶持。另外，苹果公司前CEO迈克·马库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后来，硅谷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上市后，有些高管卖了股票，运用自己对技术和产业的理解，和过去建立的人脉，参与天使投资。这里面有些离开了公司，比如说John Doerr离开Intel加入Kleiner Perkins。也有些留在公司做天使，比如说Sun的首席科学家Andy Bechtosheim投资谷歌。这些天使和中国著名天使周鸿祎、雷军等都有些相似。

不过这些天使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用较少的钱占较少的股份，这样做得好的公司估值上升后，可以稀释很少就得到下一笔资金，而且保留创业者控股的良好状况。而在中国，有些天使被称作“魔鬼”，他们利用了创业者早期“想多融点钱”的心态，误导创业者，让天使一开始就控股。如果做得好，几轮之后，创业者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股份了！

以上是过去天使投资的概括状况。但是，最近5年，硅谷天使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近年硅谷天使的变革

(1)最佳天使机遇

近年来，创业的成本越来越低。因为有了开源软件让创业者不必什么都自己写，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了Amazon Compute Cloud云计算降低了租赁服务器和带宽的费用。有了App Store网上商店，创业者省下了市场销售费用，服务放到网上就可以赚钱了。过去一个软件公司达到A轮融资可能要上千万美金，但是现在有些公司花百万美金就可以了。

另外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市值倍增，同时整个产业链的产品开发速度加速，竞争剧烈。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很多互联网公司愿意花较高的金额来收购尚未赢利、尚未有收入、甚至尚未推出产品的公司。比如说谷歌2010年就收购了26家公司，除了一个例子外，都是在一千万到一亿美元之间的未上市公司。

低廉的创业成本，加上丰厚迅速的退出机会，带来有史以来最好的天使投资环境。因此，这五年，硅谷冒出了很多天使。这些天使有些有创业经验，有些从大公司出来，还有些依然在工作。

(2)天使年轻化

过去七八年，硅谷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天使越来越年轻。以前的天使都是45岁到70岁，退休后或成功后，从前一代的领域(例如半导体)跨越领域来帮助新创业者(例如互联网)。而现在因为有Google、Youtube、Facebook等公司的成功孕育了一批年轻的30多岁富人。这些Web1.0造出来的富人就自然地成为了Web2.0的天使。

这批年轻创业者有几个特性：1)是技术产品的专家；2)有雄厚的个人资本；3)有反VC心态。反VC心态是来自他们当年自己创业的时候，吃过VC的亏。这些天使会跟创业者站在一起，和VC对抗，帮助创业者避免上当吃亏。这些天使虽然年轻，但是有成功创业经验，懂的技术产业产品都比VC多，而且吃了VC的亏，现在站出来跟VC打对台，就导致VC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批人成为天使以后，VC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3)超级天使：天使基金化

大部分的个人天使都是在某方面很有特色，但是也不可能是全才。比如说Ron Conway的特色是人脉、Dave McClure的特色是互联网产品迭代开发、Sean Parker的特色是Web 2.0的知识。这些天使在过去往往是独行，但是现在Deal多了，他们也会开始结盟。有些天使就会找互补的其他天使，每个项目一人投一半，既利用了彼此的专长，也分散了风险。

结盟的自然下一步就是募集资金，做基金。很多有钱人看到投早期的机会比以前好，回报也高，但是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知识，就找这些著名天使，请他们管理自己的资金。这些天使也乐于有更多的资金，所以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硅谷的天使基金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比如说：马克·安德森融了一个巨大的基金，还有很多新的小型的天使基金，比如说Y Combinator、Ron Conway的SVAngels、Dave McClure的500 Startups、Chris Sacca的Lowercase Capital、Aydin Senkut的Felicis Ventures、Sean Parker的Founder’s Fund等。

这些天使机构和天使基金也被称为超级天使(Super-Angel)，在硅谷是一种新势力，也是一个新现象。超级天使崛起非常地快，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国也在走美国的路子，慢慢也在结构化，比如说泰山基金、创新工场发展基金等都是类似的例子。

(4)天使办孵化器，打造“创新工场”孵化模式

有些超级天使除了提供基金，也开始创立孵化器。硅谷最火的一家超级天使孵化器是Y Combinator。它的模式跟创新工场很像，只是项目比创新工场更小、更早期。Y Combinator一个项目只投2、3万美金，占5%左右股份，会安排教练给每个创业者，并且有创业课程等的辅助，但是不提供创业场地。除了它之外，还有以房租换股份的Plug and Play、纽约市的高科技孵化器Betaworks、横跨欧美的Seed Camp、 拥有最多非全职教练的TechStar加速器。

当然，这个模式依赖的是美国有强大的生态系统：天使很多，VC可以接下“毕业生”，还有大公司愿意收购。但是，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还不完善。天使不多，VC不投这么早期的，大公司宁愿山寨也不收购。另外，中国创业者更需要帮助。因此，创新工场和Y Combinator有几点不同的地方：(1)创新工场自己有创新工场发展基金，可以投那些最有希望的项目，直到他们可以被VC投资，或被大公司收购为止；(2)创新工场会要求所有得到我们投资的团队搬入工场，这样更方便得到多方面(法务、人事、财务、技术架构、用户体验等)的辅助。

(5)天使与创业者结盟对抗VC，打乱VC格局

硅谷天使的崛起完全打乱了VC业的格局。除了上面描述的天使与创业者结盟对抗VC之外，有些超级天使甚至跳过了VC，直接接上投资银行、私募或像俄罗斯DST这样的基金做上市或推延上市。

这样一来，早期最高回报的机会被天使占去，后期Pre-IPO最稳当回报的机会又被投行、私募、 DST等占去。VC所剩的是低回报、中风险的中期。如果刨开Google，硅谷过去十年整个VC业回报都是负的。再加上天使和后期私募捣乱，雪上加霜，现在除了顶尖的VC之外，大部分的硅谷VC都面临灭顶危机。

中国的VC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吗？现在中国VC的回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上述几个趋势在中国迟早会发生的。不少VC已经被后期的利润引诱到了后期。创新工场设立后，也有不少机构开始往早期进军。所以，几年后在中国也可能会看到中期VC的挑战，尤其是如果天使快速崛起。

文/《创业家》记者 卢旭成